明万历二十七年，原尚膳监监官杨荣前往云南担当税监。
明朝皇帝重用宦官，这些派出去的宦官到了地方大肆掠取民间金银，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或以开矿为名抢占土地、毁民房，这些骄横的使者均引起了各地人民的抵抗。
开采铜矿是件极辛苦的活，虽然当时西班牙人已经将南美的白银运到了大明，但铜钱依旧是地方内部主要流通的货币，白银主要用于远距离结算。
明朝的铜钱都是在BJ城内的宝源局铸造的，直属于户部与工部，这笔钱主要用于支付军饷，接着再分配到各地，大部分士兵从驻扎的地方获得许多铜钱，这就导致了像边关哨所铜钱多到花不出去，而经济发达地区铜钱并不达到充足供应的现象。
到了清朝进行了改革，允许各地方自己铸造铜钱，这就造成了别的问题，比如直隶的铜钱与白银的汇率与广州等地方不一致，在与外商交易的时候就很难做到公平。
陆地政权和海洋政权最大的区别是运输，海洋政权可以通过海运运输粮食、瓷器这种“压舱物”，而陆地政权运输这些东西的时候是非常费力、费钱的，运费成了一笔很大的开支，而且不只是钱，还需要人力。铜民辛苦工作了一天后可能连饱饭都吃不上，因为往云贵运送粮食也是很困难的。
杨荣到达云南后，身兼矿使和税监，即主持开矿又负责征税，依附在他身边的爪牙到处搜刮，为杨荣修建豪华的住宅，最终激起了群情激愤。生员们聚在一起，写诗歌讽刺权阉和他的爪牙，云南知府、知州抗拒采矿，杨荣以诬陷的办法将这些官员、生员关进了大牢，整个云南的行政也因此陷入瘫痪。
丽江是个好地方，大理有苍山洱海，丽江就有玉龙雪山和泸沽湖，杨荣就以开矿为理由，向土司木增索要此地。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木氏就一直镇守此地，守护着通往土蕃的铁桥，杨荣把这块地方收了是打算自己去守么？
杨荣如此恣意妄为最终导致了民变，万历三十年百姓烧了税厂，并杀了杨荣的一个爪牙张安民，杨荣恼怒至极，让手下逮捕了数千人，全部用酷刑拷打致死，又将拒绝与之合作的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到了万历三十四年，指挥使贺世勋等人忍无可忍，率领上万冤民烧了杨荣的府邸，把他杀了后投入火中挫骨扬灰于金沙江，他手下党羽二百余人也无人逃脱。
后来朝廷派了陈用宾收场，他到了地方第一件事是停止矿税。
人要是能吃饱，并且过上安逸舒服的日子，通常是不会谋反的。可是陈用宾的奏折被“留中”，并没有被皇帝看见。这时云南已经开始闹起了土匪，杨荣之乱中，小官员和民众都参与了，朝廷为了招抚，只判了贺世勋一个人斩刑，其余人一概没有问，但谁敢保证朝廷不会“秋后算账”呢？
那些已经参与了谋反的人遁入山林落草为寇，并且与当地土著混在一起，他们一起攻打了武定城，当地的知府陈典畏惧其凶恶，携印潜逃了。
陈宏谋开采铜矿的办法是将开采权承包给了客商，他们从布政使那里获取开采许可证后自己组织聚集在矿山附近的铜民开采，并负责精炼所必须的木炭、坑道支撑。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无利可图，谁会干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这些厂商对铜民盘剥，又加上朝廷的力量没有深入这些深山老林，白莲教作乱才如此声势浩大的。
广东本来还算富裕，但人口太多与土地兼并，并不是人人都有土地。然而和川楚地区的人比起来他们还有别的谋生之道，陈宏谋在云南办的那些书院也让一些人不再轻易相信迷信，即使同样是地处交通不便的地方，云南也没有加入其中。
换一个说法，民变也需要民变的基础，广州和周边的百姓还是比较支持提督的，举人认为，相比起白莲教，海盗才是更大的威胁。
崇祯年间有一个兵部尚书名叫熊文灿，在福建担当巡抚的时候，海盗由厦门攻打铜山。
熊文灿招安了其中一支海盗，任命其为海防游击，攻打海贼李魁奇、刘香等，彻底平定了东南沿海的海盗。
后来他又找招安了张献忠、刘国能等，但张献忠只是表面归顺，实际上是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伺机而动，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再次起义，熊文灿也因抚局失败被捕入狱，次年被斩。
提督要卸任了，他当然不需要和熊文灿一样招安海盗，但尼克“过堂”总不能和那些冤民一样，到了堂上就立刻跪地大喊冤枉，总得找点别的话说。
尼克昨晚舒舒服服得睡觉，举人却一直在给他想办法，毕竟不能才把他从虎穴里救出来就把他送进狼窝。
尼克确实解释不清楚那张纸条是怎么来的，解释不清就不解释，供词也是一种编故事，否则也就不会出现算命先生“张四儒”了。
陈宏谋的老师杨家修说过，唱戏的觉得自己演得好，但到底好不好，还得看看戏的人评价，靠掌管戏子的领班说好才算好。
尼克中文说得不利索，但这种场合也不可能叫翻译来，他坑坑巴巴得将举人说的“供词”说了一遍，曹曦和提督一点都不催他，让他慢慢得把话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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