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争结束后，美国诞生了，伴随这个国家而生的还有巨额的战争债务。
路易十六采用了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填补战争带来的赤字，来自新英格兰的船却带着胡椒、丝绸等货物回国。
自由竞争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所以来自新英格兰两座城市的商船才给人如同来自两个国家的感觉，也正是因为陈宏谋引入了客商，才提高了铜矿的开采能力，让满清的铜可以自给自足。
在万历皇帝统治期间曾经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战争，分别是平定蒙古人叛变的宁夏之战，苗疆土司叛变的播州之战，以及与日本的朝鲜之战。
这三场战争都为巩固中华疆土、维护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起了很大作用，但尼克相信这些战争的消耗也是巨大的，在战后万历一样会面对战争赤字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是印刷纸币，但当时的纸币大明宝钞并不被市场信任。再来就是扩大对外贸易。明朝实施海禁政策，却有松有紧，嘉靖朝海禁最紧，到了万历年间则有所放松，即便当时倭寇依旧猖獗。第三就是征税，万历皇帝派宦官征收矿税被称为虐民的暴政，不只是杨荣，还有别的地方的矿使引起了民变，因此朝廷分成了支持征收矿税和反对征收矿税，甚至连部分宦官也站在了反对征收矿税的这一边。
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些阴阳人，但他们很多都是贫苦人。然而当时的财政情况很难像御史言官所说的那样减税，或如陈用宾说的那样停税。
万历三十年皇太子大婚刚结束，皇帝就病了，这病来得太突然，以至于万历皇帝开始胡思乱想，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将大臣们聚集在一起，写下了遗诏，并且安排了托孤之臣。
等安排好这一切后万历提起了矿税之事：从现在开始，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停止，所派下去的内监统统令其回京，关押的罪犯都放掉，因上疏而削职的官员也官复原职，给事中、御史官一律补齐。
不可否认，除了军费开支，皇帝私人生活的铺张浪费也给财政造成了负担，比如他炼丹和修宫殿道观等，然而万历的这一道遗诏却有悔改之意，很让人皆大欢喜。
可是四个小时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万历皇帝的病好了，他后悔发出那样的遗诏，打算将其收回。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皇帝更是“君无戏言”，遗诏更是少有更改，传说收到皇帝想要取回遗诏的消息后，司礼监太监曾经冒死劝谏，结果差点被大病初愈的皇帝持刀砍了。
当时的大臣们打算制造“既定事实”，将遗诏颁布出去，只需要太监们再拖延住皇帝一段时间。
诏书分为手写和印刷两种方式，手写的诏书称为“誊黄”，雕版印刷的诏书叫“拓黄”。不论是手写还是印刷都需要时间，然而宦官终究没有顶住皇帝施加的压力。万历皇帝虽然三十年不上朝，却并不是个不思进取的皇帝，明朝宦官当时无论如何权势滔天，也不敢如东汉的十常侍般挟持皇帝。
最终万历皇帝选择执行绝大部分遗诏，却不再提起停止矿税的事。万历皇帝登基初期，朝政由其母亲和内阁首辅张居正处理，在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明朝税收才以实物和徭役转变为白银为主，也正是因为大量白银的收入，让万历朝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一条鞭法越过了里长，税收由知县直接负责征收，这不仅仅是一次税收改革，也是一次社会结构改革。原本县级行政官员的作用属辅助性质，主要监督管辖区域的里甲是否顺利履行义务，里甲不能良好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负责帮助清除障碍，仅此而已。里甲内部实行轮番制度，除此之外和领主的工作差不多，负责颁布国家政令，解决里甲内部纠纷，维护“礼”的秩序，组织劳动义务，进行疏浚水路、修筑堤坝、休整耕地等活动，以保证生产基础。
一条鞭法施行后，不仅居民把税收折算成白银交给知县，从百姓来看，县官有保障自己生活和各项事业的责任，而县官所治的县因为水旱频发，征税困难，责任要由知县负担。为了平稳得、不出现重大过失完成任期，需要县级官员自己率先整备生产基础，也就是原来由里长负责的疏浚水路、修筑堤坝、休整耕地等活动。
县级行政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增加以后，向县行政提意见、代表地区各利益关系的人的存在就变得重要起来。许多地方官到人后对当地情况不熟，需要熟悉情况的人，这些人在地方社会与县行政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这些地方精英被称为乡绅。
乡绅无法执行国法，却是宗法制度的中枢，通过宗法制度与宗法秩序，乡绅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自治。而乡绅往往由科举未仕、落第士子、比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构成。
这一现象随着户制的瓦解、社会开始出现流动变化过程中自然酝酿而成，县官需要乡绅管理县，而乡绅也需要县官支持自己的某些行动，所以出现了地方社会拉拢当地官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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